2016年全国呼吸治疗与呼吸支持理论与技术研讨会在广安召开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司法程序是实践基本权利的主要舞台，自然是观察表达自由权的第一现场。
有的基本义务是以劝说为目标，比如巴登-符腾堡州宪法第26条第3款的选举义务和表决义务，也只能看作是道德义务。另一方面，通过基本义务的承担，强化了负责任的民主参与的政治要求。
[19] （4）基本义务不应限于宪法上明确带有公民有……义务的字眼，还应包括从宪法中推导出的基本义务。原则上国家是基本义务的受益人，但是除了国家之外，基本义务还会使其他公民受益。比如纳税义务不仅仅与财产权保障有关，还涉及职业自由。有的义务对于不同的主体性质不一样，比如劳动义务，对于公民来说劳动义务是道德义务，而对于罪犯来说劳动义务是法义务。②违反基本义务的最大制裁来自于刑法。
对于作为义务，比如纳税义务，法律要提供最低的规制。[56] 同时，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的这种规范效力并非一成不变的。[19] 有论者认为，李斯特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刑事政策的概念，他对费尔巴哈刑事政策思想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以刑罚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到以追求更多样的犯罪防止为目的的刑事政策。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条路很难走得通。相同的判断亦可见林东茂著：《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增订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注[7]。而保障个人自由不受利维坦的干涉、维护自由法治国的任务则归于刑法。彼时，罗克辛将李斯特提出的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提炼为李斯特鸿沟（Lisztsche Trennung），进而主张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刑法体系以跨越李斯特鸿沟，并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完成了对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构建。
[6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化解由李斯特鸿沟所揭示的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紧张关系，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难题。[47]从中不难发现，当李斯特主张刑事政策与刑法存在密切关联时，他实际上是要强调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影响——既作为对现有刑法进行批判的标准，又作为未来刑事立法的导向。
[6]罗克辛的上述主张不仅对德国刑法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引起了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刑法学的积极回响。从形式逻辑来看，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阶层犯罪论刑法体系，应该要先从刑事政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承担的任务中引出几条并列的或有层级的具体要素，然后用这些要素分别指导每个阶层的构建，从而最终形成一个阶层体系。综上，罗克辛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在初创期的理论形态存在以下问题：（1）罗克辛的刑事政策不同于李斯特的刑事政策，因而其所谓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刑法体系的方案根本不能跨越李斯特鸿沟。[16]由此，一个全新的以跨越李斯特鸿沟为使命的刑法体系的新宫殿就宣告竣工了。
紧接着对这一体系展开多维度的审视和批评。相关批评请参见许玉秀著：《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而在同时存在多种解释方案的场合，需要从中择出最佳的方案，此一过程不可能完全排除刑事政策的影响。藉此，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便获得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刑法体系的正当性。
换言之，刑事政策的效果固然是值得追求的，但不能为了追求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效果而置刑法的明文规定及刑法体系于不顾。当预防犯罪与严格遵守刑法（体系）这两个目标处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时，应该如何处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李斯特提出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
[1] 关于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论述，参见严励、孙晶：《刑事政策刑法化的理性思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4期，第101-108页。参见[德]耶赛克、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
在这篇讲演稿中，罗克辛只字未提李斯特鸿沟。但明确提出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刑法体系的主张，则始于1970年。而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法理学上的社会法学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往往是站在整体法的角度展开的，而忽略了各个部门法的不同特点。罗克辛试图通过扩张刑事政策的概念，将刑法（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预防犯罪）外部间的紧张关系内化为刑事政策内部的紧张关系，但这种视角的转换根本无助于上述紧张关系的化解。然而，即便是在成熟期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仍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由此可知，罗克辛的刑事政策长了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它既可能指刑事政策学，也可能指个案的实质正义，还可能指刑罚政策。事实上，每一个犯罪论体系都属于理论的建构，这种建构不可能没有任何目的。
但问题是，罪刑法定原则能够实现刑事政策上的功能吗？理论上一般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蕴含在于通过对形式理性的坚持，追求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实现对人权的保障。[51]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特征决定了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23] [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62]虽然上述批评对其他部门法可能是合适的，但它却不适合于刑法学。
不难发现，这三个目标其实分别来自于罗克辛对犯罪论体系三个阶层的体系定位。[20] 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81-982页。根据刑罚目的建立一个预防必要性环节，的确贯彻了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刑法体系的方法论。众所周知，刑事政策的概念在学术上存在广泛的分歧，不同学者所界定的刑事政策的含义可能相去甚远。
事实上，李斯特说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时，刑法不仅指刑法的实证规范，而且还同时包括刑法体系。（2）由于罗克辛的刑事政策概念不是统一的、明确的、先在的概念，而是来自于其对犯罪论体系三个阶层的定位，因而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以刑事政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体系，而只不过是对既有的体系作了一个新的解说而已。
他认为，这种区分能够对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改提供有益的启示，并且还会对不作为犯、共犯、过失犯等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任何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都需以对以往体系的批评为基础。
刑事政策二分说认为刑事政策同时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评价一个犯罪论体系妥当与否，需要同时考虑该体系的逻辑性和实用性。
刑事政策三分说则主张刑事政策同时包括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三种内涵。[8]在罗克辛看来，以往的犯罪论体系在逻辑性上并无大碍，但在实用性上存有缺陷。当然，构建封闭的刑法体系并不意味着不以刑事政策为导向，也不意味着在适用该刑法体系过程中不能接受刑事政策的引导，而是要求将刑事政策的考量严格约束在刑法体系内部，将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转化为刑法体系的逻辑论证，从而在形式理性允可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实现实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
关于刑法的刑事政策化的论述，参见黎宏：《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2-48页。他还指出，自费尔巴哈以来，通过罪刑法定原则来实现的威吓性预防就是刑事政策的基础原则，构成要件的动机机能和保障机能是同一刑事政策之目标构想的两个方面。
在刑事立法的过程中，将刑事政策的理念与主张规范化为刑法的条文，从而通过刑法的贯彻实施来实现刑事政策，原本就是刑事政策发挥其作用的重要途径。那么，李斯特的意思到底是其中的哪一种呢？众所周知，法律经常使用的日常用语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而是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其可能的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
关于方法论本质主义，参见哈耶克的批判观点：《法律、立法与自由》全三卷跋文：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注释[55]。（3）罗克辛通过歪曲李斯特鸿沟的本意来论证跨越李斯特鸿沟的必要性，但其并未真正跨越李斯特鸿沟。